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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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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打开购物软件的页面，层出不穷的服装新品在屏幕中涌现。
但当它们真正来到手里，我常常会产生疑惑，这些衣服真的符合我想象中的质量与需要吗？
今年6月，我在广州、杭州的制衣片区跑了许久，第一次深入服装制造行业瞧瞧。在此前的报道《制衣厂没有“618”》中，我写到中小工厂的“疯狂跑量”不再有效，从“量”到“质”的转变很艰难。但其实，链条上的平台卖家也在陷入矛盾。他们和工厂的选择一同，影响着我们身上服装的品质。
我发现，随着平台经济、低价时代的到来，上新与折扣本该是一种福利，现实中却在带来背道而驰的结果：上新成了等不到的预售、“爆款”无法满足切实的“需求”、质量的投入变少、高企的退货带来了更多滞销与浪费。
每一步的选择都有合理与无奈，却导向一场并非良性的循环。身处其中，似乎谁都无法成为赢家。
上不完的新品等不到的预售
一切都得从上新的节奏说起。
服装卖家黄子华早在2020年初进入行业，三年前随着短视频平台火热，他做起抖音上的服装生意。
“现在，女装的生命是以周来计算的。”黄子华说，服装的流行周期比他刚入行时缩短了一半。
原先在他的店铺，每周上架两个新品就已经遥遥领先。如今他眼看着身边的同行每周上架五款、六款，“不免卷了起来！”
其中有平台竞争激烈的缘由。
原创设计师陆嘉从服装专业毕业后，在淘宝上开起自己的女装店。她加入了官方开设的商家内部群。每当有促销活动，“客服小二”就开始在群里催促。
陆嘉遇到，今年三八节淘宝计划办活动，结果抖音的活动时间提前到3月1日，“小二”就说，我们也要这个时间搞，没过多久，又表示要抢在抖音之前，改到2月25日，店铺得赶紧上新品。
“商家就不能拒绝参加吗？”我有些困惑。陆嘉苦笑，她也是出于“想被看见”的渴望：一旦不在这个截点之前上架新品，店铺推广的流量就会掉下一大截，这意味着设计得再用心的衣服，曝光变差、卖得更难。
她袒露，事实上许多新品折扣早已被事先计算。此前她在服装公司工作时，运营部门会跑过来说，“淘宝搞活动最低是85折，你们要算下85折后再定价，可不要亏了。”
而黄子华本想就着老旧的款式一直卖下去，结果一拿到直播间，流量就蹭蹭地掉，在线人数从1000人变成500、200人。“这个款就被判了死刑。”黄子华感慨，直播的流量是场场相连的，如果一场直播的流量数据差劲，下一场直播就很难被推到更多人的首页。
丰富的新品原本是消费的福音，然而现实中，这番速度带来了越变越长的预售。
“服装的开发时间很长。”陆嘉强调，“根本匹配不了上新的节奏。”她可以独立完成制版、拍照、做样衣等等操作，一周最多也只能出一件原创服装。
她和我解释，推行预售可以给店家开发服装留下更充足的时间。大家也会考虑到，万一有人退货，预售的设置就可以给二次售卖留下窗口期。
“现货生产太多，一旦过时就积压了。”黄子华提到，为了减少压货的风险，预售可以先测测市场的反应。
“一般预售到了七八十件的样子，我们才会先让工厂做一批100件左右的货。”一位淘宝商家说道。
尽管黄子华也明白消费者的心理：预售时间越长，退货的人也就更多。往往到了发货时间，销量就只剩下原先的30%到40%。
但为了保险起见，他给工厂下的订单数量，一般就按照当天销量的30%来算。等到不够了，再接着补单。
“我们现在的逻辑就是宁愿少下，也不要多下，宁愿没得卖了，也不要卖不掉。”陆嘉证实道。
把精力放在“爆款”上
商家们告诉我，更令人忧心的是，大家的观念正随着流行与低价发生改变。
更多目光投注在了“爆款”的打造上。
“原创款式是有设计成本的。”黄子华说，他每做一件样衣，平均成本就要500到800元，最少得设计师、设计助理、车版师、纸样师、采购五个人配合。
然而一旦原创款式上了架，成了卖得不错的“爆款”，“马上就会有别人来抄你！”黄子华见到，别家会就着服装的样式图，找到类似的面料、辅料，做到六七成相似就开始上架。“只要上得更快、折扣更优惠，就会立刻吸走客户。”
在行业内，大家也把这种现象叫做“抄版”。
“现在哪有什么原创？”一位服装店家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都是仿的，有些是百分之百一样。”
陆嘉说起，自己一个朋友是很有才华的设计师，有一回，一个批发买手看中朋友设计的原创款，直接就把样式抄走了，几乎做得一模一样，定价是朋友的十分之一，卖了100多件。
“我朋友只卖了23件。”陆嘉加重语气，她经常在网上刷到教学如何“抄版”的视频，得知这种行为压根告不了侵权：本身商家普遍在做的都是日常款，差异往往只会体现在细节上。何况只有当衣服上的印花图案做到实质性相似，法律上才能维权。
而更多时候，“受害者”也在成为“帮凶”。
于灵在杭州意法服饰城经营一家女装批发档口，许多零售实体店、电商都会从她那里拿货。
她早已习惯在客户那里看到自家的款式。“偷的次数多了，就会露出马脚。”乔灵记得，曾有服装公司的采购员透露，老板要偷偷生产乔灵的货，直接拿直播数据好的爆款，下单个一两件，回去找代工厂做。
乔灵不愿戳穿他们。“没有好处呀，只会损失客户！”
她细数着，十个偷版的人，总有一两个下单自家衣服，“起码还能让我有点钱赚。”于灵说道：“以前客户都是想着怎么把自己的衣服做好，现在就是想着怎么抄版、偷版节省成本。”
另一位批发档口的老板告诉我，为了防止被抄，甚至有商家会在购物页面上故意标注错的尺寸。他语气一转，显得失落，所有人都这么干，“我能怎么办？”
我开始意识到，更多人在追随中失去自我的选择。
去年十月，陆嘉做了一批衣服，结果直到今年1月，一件都没有卖出去。她打电话给朋友，“卖不动怎么办？”
“你难道想等着别人主动来看嘛？我给你发网红带货！”听到对面的劝说，陆嘉找了一个有20几万粉丝的网红模特。直播间一上，销量就从0件涨到了20多件。
顾客纷纷找上门来，和陆嘉说，“她（网红）穿什么我们就穿什么，她没穿的我们就不买。”陆嘉坦言，实际上这款衣服的版型没有调好，她还不好意思发货。
结果顾客说，网红穿的很好看，立马寄过去。陆嘉叹了口气，毕竟她不想放过一笔生意。
层层剥落的品质
售卖上付出的精力越来越多，质量上的投入，却被抠得越来越少。
“你永远买不到模特身上那件！”一位工厂老板告诉我，女装最重要的是版型。一款服装在进入批量生产前，需要事先制作好的“样衣”作为参照。每一件样衣都要在模特身上反反复复地试穿，最契合的自然是模特姣好的身材。
真正到了生产环节，人们又一次面对着两难：是承受着越发微薄的利润、超时的罚款，还是从面料、工序、质检每个环节克扣支出？
我看到，不同的面料，在价格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。仅仅是棉麻制品，如果减掉若干克数、支数，成本就能下降一半，这些参数恰恰决定了衣服的质感和质量。一位老板和我坦承，部分厂家会把棉麻的含量减少好几个百分点，做成多种成分的“棉麻混纺”。
他补充，裤子有时总是翘起来，或许是制作时为了节省布料，没有严格地按照布丝方向剪裁，尽管这样做，裤子在出厂时可以熨烫平整，顾客穿久了难免鼓包。
陆嘉告诉我，一些微小的工序其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：少了一步“固色”，服装后序就会串色、掉色，如果用了价格相对低廉的劣质染料，容易在服装上留下甲醛等等有害的化学物质。按照正常的步骤，这些都需要通过质检来排除。
然而，“质检”正在被许多人忽视、冷落。
一位工厂老板叹息，给大公司供货，发货延迟就要被罚款。在他的客户那里，每晚交付一天，每件衣服就要罚一块钱。
我目睹，工厂里有服装公司的“跟单”，不过老板们说，这些人多数只负责实时监督服装制作的流程汇报给公司：面料、辅料到齐了没有，什么时候可以出货。
质量检查还是会交给工厂。每招一个质检岗位，他每个月就得给出7000到8000元的工资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划算的买卖。
到了商家验货的那头，“连锁店、专卖店和品牌店是件查，头部主播也是件查，剩下的基本不查。”黄子华感慨，只有真正的品牌才会给查货预留时间，大部分的电商和档口没有办法这么做。“预售还有两天就要到期了，得赶紧发货，（查货）压根不现实呀。”
他说道，工厂和上游的卖家之间也没有严格、客观的验货标准。
陆嘉遇到过细节上的参差。她跟工厂说，有一些丝绒面料，是分正面和反面的，一面亮，一面暗，不要裁错了。过了十分钟，她就发现工人没有注意到亮暗的区别，直接把衣服做了出来。
黄子华曾提出质疑，线头怎么这么多？对面反驳道，“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我陷入了困惑。当品质层层剥落，那些不断复制的“爆款”，是否能满足我们的实际需求？
在广州时，我曾遇到卖家张栋。他在网上找了一件走秀时的吊带，看起来高端、上档次，就仿了一件相似的，打上“明星、秀场同款”的标签。
直到他拿着样衣去找工厂定制，对面打量了很久，问道，拉链是不是装反了，现在的设计无论从上套、还是从下面套，都套不进去？
他这才拿起衣服来，反反复复看了好几次，“是吗？”张栋尴尬地笑道，这是自己从未考虑过的问题。
去向何处的退货
如今，当我和身边的消费者拿到衣服，常常会感到失望。面对质量、版型的落差，我们点下“七天无理由退货”的按键，成了一种尤为便捷的选择。
拨开数字的泡沫，退货率正迅速地飙升。
在黄子华的店铺里，目前的退货率已经达到了80%。这意味着，他销售了100万元的订单，实际上签收的只有其中的20万元。根据多位商家的了解，行业里普遍的退货率都在60%以上。
黄子华说，平台会收取5个点的佣金。算下来，目前服装电商和主播纯利润也就是成功签收的10%左右，很多店铺连10%都不到。
“卖出去10单，就会有5单退回来。”陆嘉说，曾经一个周末上午，她都在和同事拆退货的包裹，接着一件件地检查瑕疵，给脏掉的地方打枪清洗。幸运的话，她还能把这些衣服重新打包销售，多承担一笔运费。
尽管如此，多数被退还的服装陷入了滞销的难题。
黄子华看到，等预售的服装制作完、发到消费者手上，距离款式流行已经过去了15到20天。等客户再把货退回来，整个周期就长达一多个月。这件衣服早就成了过时款式、没有流量，“必须被判死刑”。
他和身边的一些同行，把积压的衣服组成一个大的“货盘”，转让给其他的主播去卖。另一些时候，这些衣服以3到10元一件的价格卖给了“尾货”市场。
我去过广州、杭州售卖尾货的商贸城，那里的服装按斤计价。黄子华透露，不少卖家拿10元收了尾货，结果以20元的价格出售赚取差价。
一位在商贸城看货的商家告诉我，他会根据衣服的成本加一点点利润，挂到一些出售低价商品的平台上卖掉。这成了许多9.9元，甚至更为廉价的服饰源头。
“这样做至少不会亏本。”他向我笃定地说，况且价格低了，无论质量如何，大家一定懒得退货。
另一头，滞销的衣服仍然不断积压。
在陆嘉之前的服装公司，老板曾经试图清理压货的衣服。结果十个大约60厘米乘以40厘米的箱子，每个都堆满了数百件衣服，放了将近五年没有卖出去。
在陆嘉的店铺，一个款大概是15件衣服。她一般做两个季度的货，就已经压了300到400件的服装。
陆嘉说，自己和身边的设计师们“宁愿压着也不愿意作为尾货处理掉，不希望自己的原创被这样地贱卖。”她想等着特殊的节点。做点特卖和清仓的活动试试。
而我眼看着，在不少商家的仓库中，那些退货回来的包装盒已经堆成了小山。他们苦笑，只能当做垃圾处理。
大量生产的“不被需要”
面对眼前的场景，我回想起此前朝日新闻做的一系列SDG（可持续发展目标）报道。
记者仲村和藤田说，在日本，2017年的服装供给量约为38亿件，其中滞销的库存量接近18亿件。在全球，几乎每年，都会有10亿件崭新的衣服被丢弃。当下不断成长的经济，是在大量生产、大量消费、继而大量废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
我在广州和杭州时，还没有从从业者那里得到国内的答案。他们和我说，目前行业并没有确凿的数据去统计生产与需求的落差。
尽管如此，他们感受到，大量的浪费与“不被需要”正在上演。
陆嘉说，当精力投注在了样衣的展示上，设计师设计好第一件衣服给到版师，版师用胚布打好第一个版，审版不合格的话就要做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直至一件满意的样衣出炉。“一个款如果做不好就要做十几遍甚至二十遍，期间报废的衣服都要丢掉。”
负责渠道生意的刘清杰目睹，工厂没有严格的用料标准，为了保证跑量时能够供应服装的生产，“都会让客户把材料往多了买，生产剩下的料子就全部废弃了。”不用的布料堆在工厂的地板上，已经没过了他的膝盖。
对于那些积压服装服，陆嘉表示，无论在国内和国外，衣服要回收再造都是一件成本极为高昂的事，国内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卖二手服饰的商店。尽管如此，这些做法都只是刚刚起步，没有被大家普遍采纳。
最后，一些成本又回到了消费者身上。一位商家告诉我，一件服装的售价里包含着推广费、运营费，甚至处理其他废弃衣服的费用。而为了防止滞销，他不得不又开始参与上新、打折、预售。
我逐渐意识到，这是一场层层传递的恶性循环，打破似乎显得漫长、艰难。
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数字的盲目中清醒。
黄子华向我描述，曾经在服装直播间，仅仅数秒之间，数百个订单涌入后台。热钱源源不断，交易额达到百万、千万，他和同行激动不已。渐渐地，他们已经察觉到繁荣只是短暂的景象。他们开始研发自己的品牌，追求更加稳定、长期、有品质要求的生意，
一位抖音商家和我说，他总是在想怎么样扩大流量，现在退货率的问题令他头疼，他不得不把时间放在调研客户的需求上：能不能为不同身材的群体定制不同的版型，“不再是人能不能穿进衣服，是衣服都能去适应人。”
陆嘉抛弃了传统的平台上新模式，自己独立制版、拍照、做样衣，将上新节奏稳定在每周一件、现货直发。她描述，在国外上学时，许多服装公司会将减少生产的浪费作为吸引客户的卖点。还有品牌设立了二次改造的售卖专区，由设计师将旧服装变成有新意的款式。
她也向我抛出新的思考，这些做法，是否要也要消费习惯的土壤？或许，当平台与消费者心中的“物美价廉”，不该只意味着便宜，而是更合理的价格、更理想的性价比。
当一个理性的选择扇了扇翅膀，或许一个新的循环即将开启。
（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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